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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个月的国家队比赛日，一场在上海进行的比赛引起了我的注意。俄超豪门圣彼得堡泽尼特来到了中国上海，与上海申花进行了一场热身赛。

看到泽尼特的名字，我突然意识到：不只是泽尼特，整个俄超联赛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了。2022年之后，俄罗斯俱乐部就被排除在欧战之外。转眼4年过去，俄超经历了什么？失去欧战之后，这个曾经长期活跃在欧洲足坛视野中的联赛，如今又变成了什么样？

要理解禁赛对俄超意味着什么，先得看看欧战这条收入通道过去输送了多少钱。

过去10年间，俄超俱乐部从欧战中累计获得约6.7亿欧元。参赛奖金、市场份额分成、转播收益分配、赢球奖金——对头部俱乐部来说，这是一笔极其可观的收入。以泽尼特为例，2021/22赛季他们参加欧冠小组赛，仅从欧足联获得的相关收入就约4100万欧元，这笔钱对任何一家俄超俱乐部来说都举足轻重。

禁赛之后，这条持续多年的收入来源被一刀切断。据俄罗斯媒体《体育快报》测算，仅2022-24两个赛季，俄超俱乐部因无缘欧战损失的收入就至少达到8450万欧元，其中泽尼特一家就占了约6550万欧元。俄罗斯足协曾估算，如果长期无法参加欧战，未来7年的潜在损失可能超过5亿欧元。

但欧战奖金的消失只是冰山一角。被挡在欧战的体系之外，俄超俱乐部失去的不只是一笔奖金，而是一整条由竞技成绩连接到商业曝光、赞助价值和转播收益的链条。这条链条一旦断裂，影响会远远超出账面上的奖金数字。

最初几年的财务数据已经显露出这种压力。根据欧足联的数据，2023/24赛季俄超俱乐部总收入约为9.81亿欧元，比前一赛季下降6.6%。但如果因此认定俄超已经陷入全面衰退，也不准确。2025年，俄超俱乐部的收入及各类资金流入合计达到1197.4亿卢布，同比增长约19%。

问题在于，这些钱并没有均匀地流向所有球队。泽尼特一家就获得约248.8亿卢布，占全联赛的约21%；泽尼特、斯巴达克、迪纳摩、中央陆军和克拉斯诺达尔五家俱乐部合计占据约66%。与此同时，2025年俄超俱乐部合计支出约1204亿卢布，略高于同年的资金流入；仅员工薪酬一项就达到563.9亿卢布，占总支出的47%。收入在回升，但开支同样高企，对不少俱乐部而言，维持运转依然离不开大型企业或股东的持续注资。

欧战收入消失后，俄超的商业版图发生了什么变化

海外转播曾经是欧战之外另一条重要的国际收入来源。2022年之前，俄超的比赛通过电视台和网络平台进入中国、巴西、巴尔干地区等多个市场。禁令之后，多家海外转播商终止了合作，YouTube也对俄罗斯转播商施加了变现限制。直到2026年，中国和巴西才重新出现官方转播合作——但中间整整断了4年。那些年积累起来的海外观众基础，不会因为一纸新合同就自动回来。

与海外市场的萎缩形成对比的是，国内转播收入反而大幅增长。从2022/23赛季起，俄超国内转播合同达到每年71亿卢布，相比2021/22赛季之前的约20亿卢布翻了3.5倍。但这更多反映的是俄罗斯国内体育版权市场的重新分配，而非联赛商业价值的真正提升。国内赞助、企业支持和球员交易收入承担起了更重要的角色，但它们能否真正替代欧战体系曾经提供的那条收入渠道，仍是一个未知数。

更深远的隐患藏在欧足联排名里。不参赛就没有积分，排名就会持续下滑。截至2026年，俄罗斯在欧足联五年系数排名中已跌至第30位，创21世纪以来最低，甚至低于斯洛文尼亚、保加利亚和阿塞拜疆。这意味着，即使有朝一日重返欧洲赛场，俄超面对的也不再是当初的起点——能拿到的名额更少，分到的收入也更低。

欧战收入消失对俄罗斯俱乐部的影响并不均，但它加深了俄超经济结构中一个早已存在的问题：对国有资本的高度依赖。

俄超超过半数的俱乐部由国有企业或地方政府出资运营。泽尼特背后是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迪纳摩有VTB银行，莫斯科火车头依靠俄罗斯铁路公司——对这些俱乐部来说，失去欧战收入固然痛苦，但国有资本的兜底能力足以维持运转。然而，当联赛中为数不多的市场化收入来源接连萎缩，整个体系对财政拨款和国企注资的依赖只会更深，俱乐部通过自身经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则被进一步压缩。

这种脆弱性在中下游球队身上暴露得尤为明显。2025年，化学家俱乐部因私人投资者的财务欺诈和超过8亿卢布的债务宣布解散；萨马拉飞翼因一笔可追溯至2011年的历史债务被提起强制执行；罗斯托夫则在地方政府削减拨款后陷入欠薪和账户冻结。这些危机各有各的直接原因，并非禁赛单独所致，但它们共同揭示了一个现实：当联赛整体的商业造血能力在减弱，那些本就依赖外部输血维生的俱乐部，抗风险的能力也在同步下降。

俄超在国内的热度倒没有因此断崖式下跌——场均上座率在经历初期波动后逐步回升至约1.36万人，电视收视率也恢复到了禁赛前的水平。球迷还在看球，球队依然在花钱，但俄超最值得担忧的或许不是某一年花了多少转会费，而是在长期缺席欧洲赛场的情况下，它能否真正拓展自身的商业收入，减少对少数大型企业和外部资金的依赖。维持购买力和建立可持续的足球经济，正在成为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

外援版图的变化，是这几年最直观的缩影

2021/22赛季——也就是俄超被禁赛前的最后一个完整赛季——联赛约有174名外援，其中64%来自欧洲，南美球员仅占17%。克罗地亚、塞尔维亚、瑞典、波兰等国球员构成了外援的主体。克罗地亚国脚洛夫伦、弗拉西奇，瑞典国脚克拉松、约尔丹-拉尔森，伊朗国脚阿兹蒙，波兰国脚克雷霍维亚克，都曾活跃在俄超赛场上。

他们并非职业生涯末期才来俄超捞金。对他们而言，俄超既能提供有竞争力的薪水，也保留着通往欧冠、欧联杯的可能性。加盟俄超，并不意味着离开欧洲足球的竞争体系。那时候的俄超，仍然是欧洲职业足球人才流通网络的一部分。

而在2022年，一切在几个月内被改写。

俄乌冲突爆发后，国际足联允许在俄外籍球员暂时中止合同，俄超随即出现了一波外援离队潮。据俄罗斯媒体《新闻报》报道，当年离开俄超的外援超过50人。洛夫伦离开泽尼特重返里昂；克瓦拉茨赫利亚从喀山红宝石辗转来到意大利，后来成长为那不勒斯的核心球员。德国教练吉斯多尔执教莫斯科火车头仅6个月便辞职；现任利兹联主帅法尔克甚至还没来得及带领克拉斯诺达尔踢一场正式比赛就选择离开。他当时说："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组成了一个由不同国籍人士构成的大家庭，大家希望一起追求竞技目标，并从中获得快乐和乐趣。遗憾的是，现实生活中严峻的一面如今追上了我们。"

走的人很多，来的人越来越少了

没有欧战可踢，俄超对球员来说就失去了一个关键的展示平台。对于职业上升期的球员而言，无法通过欧冠、欧联杯积累曝光和经验，意味着加盟俄超可能成为职业发展的死胡同。过去俄超能吸引洛夫伦、弗拉西奇这样的欧洲国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高薪+欧战"的组合。现在薪水或许还在，但欧战没了，这个等式就不再成立。

竞技层面之外，现实的障碍同样在加高。国际制裁使得跨境支付、合同执行都面临更多不确定性，经纪人和俱乐部在操作转会时需要绕过更多限制。对于一些欧洲俱乐部来说，把球员卖到俄罗斯本身就成了一件需要谨慎考虑的事。而在当时的国际舆论环境下，前往俄罗斯踢球对部分欧洲球员来说也不仅仅是职业选择，还可能带来公众形象上的风险。竞技、商业、舆论，三重门槛叠在一起，俄超从欧洲引援的路越走越窄。

在引进欧洲优秀外援出现困难后，俄超开始把目光更多投向南美，尤其是巴西。

巴西是全球最大的球员输出国之一，储备丰富，大量拥有职业联赛经验的球员可供挑选。泽尼特等俱乐部过去就有从巴西引援的先例，双方在球探网络和转会渠道上有一定基础，操作起来阻力更小。南美球员的薪资预期通常也低于同水平的欧洲球员，在俱乐部预算收紧的背景下，这一点变得越来越现实。加上巴西和南美国家在政治上与俄罗斯关系相对平稳，转会操作面临的外部阻力也小得多。种种因素叠加，南美国家自然成了俄超外援市场的新重心。

这种转变在数据上一目了然。2021/22赛季，巴西外援只有14人；到2023/24赛季翻倍至22人；到了2026/27赛季，南美球员已占据俄超外援的约四成，巴西人成为联赛最庞大的外援群体。欧洲外援并未完全消失，但越来越集中于巴尔干地区和俄罗斯周边国家，昔日占比不低的北欧、西欧球员如今几乎绝迹。

现在点开现在俄超豪门的大名单，画风已经和4年前完全不同：中央陆军阵中有5名巴西球员，泽尼特更是多达8名巴西人加两名哥伦比亚人，放眼望去几乎清一色南美面孔。外援依然在，但这个联赛连接着的，已经不再是欧洲足球的人才网络，而是一条通往南美洲的新通道。

四年之后

四年过去了，俄超并没有停下脚步。泽尼特、中央陆军依然在转会市场上投入重金，南美外援不断涌入，国内的上座率和收视率也在逐渐回暖。俄罗斯足球还在按自己的节奏运转，球迷也依然在。

但如果把这4年的变化放在一起看，你会发现俄超已经悄然变成了一个不同的联赛。收入结构从依赖欧战奖金转向了依赖老板注资和国内转播；外援阵容从欧洲国脚云集变成了南美面孔为主；国际转播从覆盖多国市场到断档4年后才重新起步；欧足联排名从前列跌到了第30位。每一个单独的变化或许都不算致命，但它们加在一起，指向的是同一个方向——俄超正在离欧洲足球越来越远。

重返欧战对俄超俱乐部来说仍遥遥无期，重返世界大赛对俄罗斯国家队来说同样没有时间表。等到俄罗斯球队重新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时，熟悉的名字或许还在，但那个曾经的俄超，恐怕早已物是人非。